康毅滨

康毅滨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Warner-Lambert/Parke-Davis讲席教授、普林斯顿路德维希癌症研究所创始成员之一，并担任新泽西州罗格斯癌症研究所副主任。

01 经历回顾：困厄之中，惟韧者行远

问：您曾经说过，您经历过的挫折和失败，可能比绝大多数人要多得多。能否请您分享一些挫折故事，您是怎样奋进的？

答：很多人看我的简历，可能会觉得我一路都很顺利。30岁就做了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8年时间就从助理教授晋升为终身讲席正教授，好像一帆风顺的样子。但实际上，许多所谓比较成功的人，所经历的挫折可能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多。

在普林斯顿，有位教授特意在网上整理了一份“另类简历”——上面列满了他所有的失败：被拒的论文、未中的基金、求职时收过的拒绝信……这个清单罗列的内容多达50余页， 远远长过他充满成功的个人简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你从未失败过，那也可能不会有很大进步。正如一句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人往往是在失败中变得更好的。

我在普林斯顿的第五年需要提交终身教职评审，在之前的四年里，我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第四年对我而言尤其艰难——我第一篇重要的论文经历了反复修改和评审，本来Nature Genetics应该可以接受，却因某些原因最终在最后一刻被拒，只能回到原点，再重新投稿，这篇论文最后发表在了Cancer Cell上。也就是这篇文章，奠定了我们实验室关于MTDH的一系列重要研究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的第一个RO1（NIH科研基金）申请，初评结果处于可资助线边缘，虽有希望获得经费但并不确定。我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后重新提交，可最终评分反而比第一次更低。

那段时间，我的家庭也面临重重困难：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遭遇严重的产伤，需要长期治疗和照顾；我的父亲在国内身患重病，我必须回国照料；实验室也正值关键时期，有成员离开，团队几乎濒临解散……一切仿佛都在走下坡路，所有糟糕的事情同时发生。

记得有一天回家，我对太太说：“为什么我运气这么差？所有坏事都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觉得所有可能发生的坏事都在发生，那就说明明天只会变得更好。”

这句话点醒了我。是的，不应该沉溺于困境与失败，而要专注于你还能控制的事，继续向前，尽力做好你能做的。于是我回国安排好父亲的治疗，太太辞去工作全心照顾孩子，我在实验室也投入了心力。半年后，论文被接受了，基金也获批了，孩子的病情和父亲的状况都有了好转。

这样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在压力重重、看似毫无希望的时候，坚持是多么重要。类似的情况我经历过不止一次。有句话说得很好：“杀不死你的，会使你更强大。”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在最艰难的时刻，必须坚持走下去。

问：目前您已经参与创办了多家公司，您是如何平衡“探索未知的基础研究”和“解决当下临床痛点”这两大方向的？

答：我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癌症，特别是转移机制。因为多数癌症患者最终都死于转移，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与临床紧密相关的问题。我在普林斯顿已经21年，我的实验室前十年里，并没有涉及任何转化医学或药物开发方面的工作，而是完全从基础研究入手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了一些在功能上非常关键的新基因，它们可能是很好的治疗靶点。我们通过小鼠模型发现某个基因在促进癌症转移、诱导耐药性和抑制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将该基因从小鼠体内敲除后，小鼠仍能健康存活，没有出现明显的副作用。这说明它很可能是一个理想的药物靶点。

然而，一个好的靶点并不代表容易实现靶向治疗。因此，我们又花了数年时间进行生物化学研究，寻找与之相互作用的蛋白，解析晶体结构，探索是否存在可供药物作用的结合界面。直到最终找到一条潜在的药物开发路径。

其实也就是在最近这十年，我开始参与创办了几家药物研发公司。这个过程也是一种双向促进：我们从药物开发中获得了某些小分子化合物，它们除了推向临床实验阶段，也可以作为研究工具，反向与我们的基因改造动物模型互补使用，从而推动基础研究的进展。

所以在我看来，临床转化开发与基础研究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必然节点。就像“车到山前必有路”，当你研究做到某个阶段，自然会发现有必要投入精力进行转化探索。而药物开发不仅本身具有价值，也会反过来深化我们对机制的理解，让基础研究走得更好、更远。

02 学生培养：因材施教，各展其长

问：您认为在科研工作中，最核心的一些品质或能力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能够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远？

答：在我实验室至今已经培养了许多学生，大概有20名博士后和20名研究生。我看到后面一些很出色的学生，他们有什么共性呢？

首先，他们通常富有创新精神，并且拥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优秀的学生在做课题时，会主动把自己放在“驾驶座”上，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指令。他们不会每天只做被安排的任务，也不会每进行一步都需要别人指导。很多优秀的学生或博士后，会主动思考问题——即使一开始的想法可能不够成熟或与课题不完全契合，但我始终鼓励他们提出来、和我讨论。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的想法逐渐成熟起来。因此，他们在完成培训后，往往能成长为有独立思维的研究者。一个科学家要想成功，拥有自己的独立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实验操作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但作为科学家，更需要有自己的愿景和格局。尤其是在独立开展研究后，他要有一个很好的科研品味，选什么方向、做什么课题，都与品味相关，而这种品味，就是从独立思考中培养起来的。这种能力需要从小处做起，比如做每个实验时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其次，坚持不懈的韧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往往实验室里百分之七八十的实验可能都不会成功，要么得到相反的结果，要么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很多时候，研究就是在不断试错中推进的，一个优秀的学生或博士后是不容易被挫败感击倒的，他们不会因此停滞不前，而是会把困难看作机会——或是改进方法，或是寻找新的路径，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抗挫折能力和坚持的毅力，也是预测他们未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还有一点，我选拔学生或博士后时，不会过分看重出身，不一定名校毕业就一定优秀。恰恰相反，我手下很多现在非常出色的博士后，当初都来自普通院校，甚至是没什么名气的学校。但他们能在资源有限、条件不算优越的环境中做出不错的成绩，这恰恰说明他们的潜力：一旦进入合适的平台、获得足够的支持，他们就能充分发挥能力，做出更出色的成果。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来自非名校的学生，到了我的实验室后，大多都表现得非常优秀。

在您的实验室里，您如何平衡推动高风险同时具有高回报的原创研究与帮助学生取得短期成果以维系职业发展？

答：很多人都觉得做科研风险高、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生物领域的科研。但回顾我培养的学生，只要他们全身心投入，坚持每天学习新事物、努力提升自我、踏实做好该做的事，最终发展都很好。其实基本能预见，他们可能在研一、研二，或是博后第一年、第二年没有成果产出，但到最后一定会做出出色的结果。

我觉得关键是要让他们明白，生物研究固然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地方，很多重要发现也都带有偶然性，但生物系统是历经数亿年进化形成的，是一台极其精密的“完美机器”，它必然存在内在的逻辑规律。这种逻辑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它就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发现。所以只要方法正确、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最终一定能够发现它，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

实际上，比起诸如股票市场交易那种涨跌难料和不知道哪家公司会突然崛起的不确定性，生物学研究反而具有其内在的、可把握的逻辑。这也是为什么说，只要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研究，投入应有的努力，结果通常都会不错。

实际操作层面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即如何处理“高风险高回报”与“回报较稳妥”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不同职业阶段都需要考虑这一点。我实验室的学生，包括博士后，通常一开始会同时进行两个不同的课题，以此分散风险。毕竟“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一个课题进展不顺，另一个可能取得突破。这些课题中，有些较为稳妥，有些则风险较高。

而且我也会结合学生的能力分配课题，往往会让最有能力的学生去承担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意味着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收获会更大；攻克难题本身，就让他们学到更多。当他们走向独立时，也会准备得更充分。

我实验室有个关于Metadherin（MTDH）的研究项目，在每个不同阶段，我都会安排实验室里最能干的学生或博士后负责。结果，每一位参与过这个项目的人，后来都成为了独立PI。当然，作为课题组长，也要做好调整适配，结合学生的能力和专业特长，为他们匹配最合适的课题，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样才能让他们有更大的概率取得成功。

在科研工作环境中，您认为什么样的工作氛围是一种良性互动，在与同学或同事以及导师的相处中，如何保持融洽的人际关系？

答：学生选择实验室，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第一是课题和研究方向，这是核心考量。第二是和导师的相处模式是否契合，毕竟每个人适合的导师类型其实是不一样的。实验室的氛围也非常关键。如果你很不喜欢那个实验室，甚至讨厌里面的人，每天去实验室都像被逼着去，那么你做实验肯定不会开心，进展自然也不会顺利。

我希望营造的实验室氛围是：大家每天都很乐意来实验室，因为这里有很多朋友和同事，彼此帮助、互相支持，和他们在一起是一件愉快的事。

其实，作为导师、作为课题负责人，与担任运动队教练或家庭中的父母有许多共通之处。我个人是个体育迷，在杜克大学读研期间，我看了所有杜克篮球队的比赛。杜克的教练Mike Krzyzewski曾是美国国家队的主教练，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领导一支篮球队和管理一个课题组，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个健康的团队离不开相互尊重与信任，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见过一些情况，学生不相信导师是真的为他们着想，导师则觉得学生不够努力、没有全力以赴。实验室内部缺乏信任，我知道有些实验室，甚至来自一些很有名的学校，比如实验室成员互相拆台，导致组会上大家都不愿分享自己正在做的课题。这样一来，团队内部自然就没有了互相交流、彼此帮助的过程。

作为导师，其实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每个学生的课题方向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成员之间应当被鼓励互相支持，因为每个人的长处不同。在我实验室里，我很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和我争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有时候我是对的，有时候他们是对的。当然，在关键节点上，比如修改论文时，我有时也会坚持己见——基于我的经验和判断，我认为必须朝某个方向走，某个实验是关键、我们必须完成。他们未必每次都同意，但这时候需要一定的信任。

这很像篮球比赛：只剩两秒，落后一分。你会看到教练拿出战术板布置战术：A传球给B，B跑位到某个位置……如果缺乏信任，球员就会怀疑：A可能觉得这战术行不通，不愿执行；B也不一定跑到位。而一支优秀的团队，教练会坚定地说 “我们来执行这个战术，我们一定会赢”。即便当时的情况是两秒落后一分，队员们也会真心相信我们能赢。

实验室的团队也是如此。在研究的关键时刻，如果团队有健康的氛围，有足够的信任和尊重作为基础，大家就能齐心协力攻克难题。所以我在组建团队的时候，一直特别强调：导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都要建立起互相信任与尊重的关系。

在培养下一个科学家的过程中，您最希望传授的“无法从论文里学到”的东西是什么？

答：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有一些能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做实验的能力、读论文的能力、做演讲报告的能力。但同时，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光靠读论文或上课学不到的，因为没有人明确地去教你那些事。比如说，怎么申请到经费；拿到经费之后，怎么把钱花在正确的地方；怎么管理团队中不同个性的人；实验室出现矛盾时该怎么解决；以及怎么做报告，面对不同的听众，该如何调整表达方式。

从事研究工作，从小到大每一个阶段，衡量我们所学知识的标准都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学时，你只要考试考得好，拿高分、拿全A，就可能上清华。到了大学也一样，成绩好就可以进入研究生院。但到了研究生阶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导师会给你一个课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全世界没人知道，需要你去解决，这里没有标准答案。

甚至到了博士后阶段，导师可能会说：“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自己去找问题。”所以博士后阶段需要的又是完全不同的能力组合。等到成为PI时，你不仅要做科研，还要管理整个实验室，处理财务，甚至要像推销员一样去“推销”你的论文和想法，应对潜在的审稿意见，这些技能其实都没有系统的、正式的培训。

但在我的实验室里，我会不定期举办一些工作坊，学生们也很喜欢。比如教他们怎么作图——我们在课堂里其实没学过这个——怎么做既科学准确、又美观、有艺术感的图。还包括如何打磨表述，如何与编辑和审稿人沟通，如何处理拒稿和申诉等等。这些技能我都会通过工作坊，或者就在论文写作与投稿的过程中让他们学习。

有时候，我实验室的人会把论文投稿到顶尖期刊，大多时候会被拒，绝大多数也不会在第一轮评审就被接受。学生常常难以接受，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的论文被批评得一无是处，很沮丧。但我告诉他们：一年之后，等你再看这些被接收的论文，你会感激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你从“被拒”到“最终被接受”之间学到的东西，是课本永远不会教的。如果你很幸运，论文一投就中，反而没有机会学到这些。而当你成为 PI，你的论文一定会被拒稿，那时你该如何应对？所以，要把这些经历视为学习的机会。

很多顶尖科学家都具备一些特质，比如抗压能力、坚持不懈的精神，身处逆境时保持冷静的定力，以及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团队建设者和沟通者。这些所谓的软技能，很多都不是在实验室里学到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是从参加很多竞技类运动的过程中领悟到这些道理的。我们实验室也会一起训练，参加普林斯顿半程马拉松。因为有些能力，确实无法在实验室里习得，而是需要你从其他的事情中去感悟和提炼。

03 成为独立PI：行所当行，功自成焉

对于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言，“发论文、评职称、拿项目”是职业起步的关键。在这种现实压力下，想要沉下心来做“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如何保持对科学本身的热爱、直觉与长期视野？

答：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青年PI都有一个长聘考核期。我实验室的博士后，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说要好好庆祝一下，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倒计时也开始了。

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成长型思维。包括我自己刚成为PI时，会对自己有一种自我设限，总觉得自己其实还没准备好，但怎么就成了PI了，万一我耽误了实验室的所有人怎么办？

其实没有人在刚做PI的时候是完全准备好的，因为很多PI需要具备的能力，我们在做博士后、做学生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去学。所以刚做PI那几年，都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成长的，我们是和实验室的学生在一起成长。

作为PI，很关键的一点是如何平衡？我们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在面试年轻PI时，我们总会问：你的下一个课题是什么？你的第一个学生将要做什么课题？同时也会问：想象十年后，你的实验室长期愿景是什么？你主要的研究方向会是哪些？所以我认为，一个PI不仅要有短期规划，更重要的是要有长期的愿景，不要迷失在细节中。

当然在评审压力的前提下，从课题管理的角度来说，在选择课题时，你当然要选重要的课题，要有影响力，但同时也要可行，是可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花了十年时间，那早就过了评审期。

另一个考虑是：课题既要可行又重要，但你觉得重要的课题，可能世界上还有一百个人也觉得重要。如果你的方法不够独特，可能会被别人抢先发表。如果你刚成立新实验室，不一定能竞争过那些成熟的大实验室，他们资源更多。所以这是一个战略规划：你选择的方向不仅要重要，还要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比如你的研究模型、动物模型，或者某种高难度技术，你做得比世界上其他人都好。这样你对潜在的竞争者就形成了壁垒，有了竞争优势。

有了这样的优势之后，在设计项目的时候，就可以加入一些独特的创新点。即使别人也在做类似的课题，你们最终得到的主要发现可能会属于不同的范畴，这样你就有了保护。

同样，在生物学这类项目中，你预设的结果和最终的结果往往不同。最终的发现常常完全出乎意料，这其实是好消息，很多出人意料的发现，才会被视为重大突破。所以作为PI，思维要有灵活性，在推进课题的过程中，既不要迷失在细节里，也不要固执地认为课题必须按原定方向走。往往在研究过程中，向左或向右拐个弯，反而会通向更令人惊喜的方向。

同时要把课题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因为广阔的背景下通常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和关注。这些其实都关乎所谓的“科学品味”和远见。在这方面，年轻的PI往往反而更有前瞻性，因为他们通常处在科研最前沿的第一线，接触的是最新的研究。所以在这点上，青年PI其实是有优势的。

一些青年科研工作者在面对未来研究和发展的不确定时往往会有压力与焦虑情绪，您认为怎样减少这种焦虑，科研真正的关注点应该在哪里？

答：因为有所谓的长聘考核期，年轻的PI从走进一个空荡荡的实验室开始，就要面对如何购置仪器、运作实验室、招聘人员等一系列压力。时间有限，必须在短期内取得成果。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如今作为资深PI，我在指导青年PI时常常强调：不要总是盯着终点线，不要总想着五年后申请终身教职；越想越容易焦虑。你需要做的，是专注于当下应该做好的事，也就是做正确的事。

比如，如何吸引优秀的学生，如何用心培养他们。第一个培养好的学生会帮你带动下一个学生；招聘具有团队精神的人才，能营造一个大家愿意加入的实验室氛围。又比如，如何选择合适的课题，手把手教学生以最高标准完成研究，每天关注这些就够了。

做正确的事，好的结果自然会随之而来。你会发现当考核期到来时，你反而不再担心，因为一切已在正向发展，成果是自然发生的。

我经常用运动来打比方，比如完成一场约226公里的IRONMAN铁人三项赛，十几个小时的比赛，光是想想就觉得漫长而艰巨，会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当年我训练铁人三项时，教练总是强调：当你感到疲劳、压力大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不要总想着还有多远——比如还剩20公里，那只会增加焦虑。你要关注的是：自己是否保持正确的姿势？跑步时核心收紧了没有？呼吸是否正常？水分补充够了吗？就是这些细节。

作为学生或博士后，最重要的是问自己：今天的我是否比昨天进步了一点？这些都是你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强烈推荐一本书：《原子习惯》。书中指出，许多巨大的长期改变，都源于微小的积累，比如从一个业余篮球运动员成长为NBA球星，是逐步蜕变的过程，没有人能一夜之间从业余变成超级巨星。

包括杰出的网球运动员Roger Federer。他最近在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他职业生涯中赢了80%的比赛，但每一场的得分率其实只有52%。他只不过比对手好一点点，但这一点点累积起来，最终成就了巨大的差距。

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关注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四年中每天进步0.1%，你就会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实验室“大佬”——这种变化会让你自己都惊讶。

对青年研究员也是如此。许多焦虑来自于“我怎么发顶刊文章”。如果只盯着三四年后能否发CNS，自然会非常焦虑，因为结果太不可预测。但你可以控制的是：能否招到好学生，能否吸引人才，能否设计一个好实验……这些都是你每天可以行动的。只要每天把这些做好，发表顶刊论文，往往会成为水到渠成的结果。

采访人|吴 岳

策划|鍮 鍮

编辑|白 白

责编|远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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